这不禁让人想起一个老段子：如果你想推销一套伪史，最好的方法不是找专家辩论，而是请两位好人缘的文化名流当“托儿”。《圆桌派》这次，不幸成了这个段子的现实演绎。
前文回顾：
《圆桌派》第八季最后一期，窦文涛请来了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冯时，两旁配着许子东和马家辉，开始讨论中华文明有8000年历史的问题。
许子东和马家辉有这个能力吗？这阵容，相当于让两位相声捧哏给变戏法的当学术公证人。
许子东的表现尤其令人叹为观止，像一个“学术迷弟”，冯时每抛出一个惊人之论，许子东就随声附和，偶尔还负责将冯时的玄学表述翻译成更接地气的赞歌。看上去有点傻。
而窦文涛，这位自称最适合当“遗产继承人”的主持人，的确没什么现代科学素养，连冯时“什么季节得什么病”这种伪科学都跪舔。
他把自己从主持人降格为“首席粉丝”，从“圆桌派”主持人变身“冯时思想推介会”司仪。一场本该是思想交锋的对话，活生生被办成了冯时粉丝见面会。
这不禁让人想起一个老段子：如果你想推销一套伪史，最好的方法不是找专家辩论，而是请两位好人缘的文化名流当“托儿”。《圆桌派》这次，不幸成了这个段子的现实演绎。
不嫌丢人吗？
冯时在节目中的观点，有很多明显反智的内容。
譬如冯时说：自然资源有限，欲望无限，争夺则乱，所以圣人用礼约束。
这一套论断，是为他接下来的“反工业革命乡愁”服务的。
他质问：工业革命200多年，世界更好了吗？
这个问题，应该去问问那些工业革命前平均寿命只有35岁、婴儿夭折率超过三分之一、一场天花就能灭门的祖先们。
应该去问问那些因为农业科技发展，全球营养不良人口比例从1970年的35%降到如今不到9%的统计数据。
冯时先生坐在由现代电力照明、全球通讯网络支撑的演播室里，享受着抗生素带来的健康保障，却怀念一个“灵性饱满”但随时可能死于痢疾或难产的时代，这种“何不食肉糜”式的文化乡愁，既奢侈，又虚伪。
反对“欲望”是多熟悉的论调。什么是“礼”？在很长历史里，“礼”的核心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用这套东西“约束欲望”，约束的是谁的欲望？不过是让底层“安贫乐道”，让权贵“心安理得”。历史上“礼”最昌盛的时代，饿殍遍野、易子而食的惨剧少了吗？
但凡对现代经济学有基本的了解，都不会视欲望为洪水猛兽。
冯时还反对AI用于考古，认为AI没有“德性”和“灵性”，会摧毁人的灵性。
这暴露了一种深刻的人类中心主义自恋。AI是工具，如同犁和望远镜。用AI分析考古数据，如同用碳十四测定年代，它不会摧毁灵性，只会摧毁那些建立在信息垄断和主观臆断之上的“学术权威”。
害怕AI，是害怕自己那套依赖“悟性”、“心传”的模糊解释体系，在数据和算法面前失去神秘光环。真正的灵性，难道惧怕被工具照亮？
冯时还断言：文化创造在秦之前都完成了，后来只是修修补补。
这大概是本期节目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论断。按照此说，不要说唐诗宋词，现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也都是修修补补？
难怪在他眼里，AI屁都不是。
这要不是反智，什么才是？
这不仅仅是对两千年文明史的粗暴腰斩，更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阂割。它否定了文明的流动性、适应性和创造性，将中华文化钉死在一个虚构的“上古黄金时代”的标本架上。
这种论调，与历史上所有认为“今不如昔”的复古派一样，不是文化自信，是文化绝望。
这期圆桌派，让很多人高潮迭起的是冯时“中华文明八千年”的论断。
我看了一下，核心证据链脆弱得像蜘蛛网。
冯时提出“中华文明8000年”的观点，主要是基于他对“文明”标准的重新定义以及对部分考古发现的独特解读。这一观点在学界存在不少争议。
冯时反对国际学术界惯用的、以文字、青铜器和城市作为文明标志的“三要素”说。他认为这一定义过于强调物质层面，且源于西方经验，不完全适用于中国。
他转而从中国古代典籍（如《周易》）出发，提出了以“道德、知识、礼仪”为核心的新三要素，更侧重精神与制度层面。
这一重新定义带来了几个关键问题。首先是标准难以量化与操作，“道德”、“礼仪”等概念非常抽象，在缺乏文字记录的史前时期，很难通过考古实物进行客观衡量和证实。什么样的考古发现算作“道德”出现的证据？其判断标准容易带有主观性。
它也模糊了“文化”与“文明”的界限。许多学者指出，天文观测、祭祀礼仪、原始道德观念等，更属于“文化”的范畴。人类在早期聚落阶段就可能产生这些行为。而学术上通常所说的“文明”（Civilization），其核心标志是社会复杂化到产生国家形态，如社会阶层的严重分化、专职统治阶层的出现、对暴力的合法垄断等。冯时的标准可能将文明的起点过度提前，混淆了文明的萌芽与成熟形态。
为了支持其八千年的观点，冯时对一些重要考古发现进行了阐释，但这些解读并未被学界广泛接受，存在过度解读或证据不足的质疑。
譬如他将濮阳西水坡遗址墓葬中的**蚌塑龙虎图案直接解释为完整的二十八宿星象体系，证据链显得较为薄弱。
他对“太阳人”石刻的断代和功能（认为是八千年前的测影石碑）的认定，也存在争议。
譬如秦刻石的证据，辛德勇等学者早已提出伪造质疑。
冯时先生在证据选择上可能存在确认偏误，即主要选取有利于自己假设的证据，而忽略其他可能的解释或反证。
在论证逻辑上，冯时的观点也存在一些瑕疵。
他的研究似乎先有了“中华文明必然早熟且独特”的预设结论，然后再去寻找证据来证明，某种程度上陷入了循环论证。
冯时“中华文明八千年”的观点，动摇了国际学术界赖以比较和交流的客观基础。尽管传统的“文明三要素”并非完美，并持续在讨论中修正，但其可操作、可验证的优势是目前更为主流的研究范式。
但这不重要。在冯时及其拥趸的方法论里，结论是先于证据存在的——“中华文明必须最古老、最独特、最连续”。
这是典型的“先射箭后画靶”。靶心早已画好，名曰“民族自豪感”，然后满世界寻找像箭的树枝，甚至不惜把树枝削成箭的形状。
在这类人的认知中，贾湖骨笛必须是“律管”，因为“礼乐文明”需要它古老；一个图形符号必须能扯上彝族文字，因为“文明连续性”需要它来缝合。他们拿着一把锤子，看所有的考古发现都像是自证的钉子，拼命地往下敲。
当学术研究沦为民族叙事的注脚，考据就变成了“考故”——在故纸堆和故物里，考出自己想要的“故事”。
“因为我们需要它古老，所以它必须古老”，这种循环论证，是逻辑学入门课就要批驳的谬误。但在“激动人心”的民族叙事面前，逻辑常常被当成不合时宜的冷水。
文明的伟大，不在于起跑线抢跑了多少年，而在于它在漫长马拉松中展现出的韧性、包容与创造性。热衷于争夺“最早”的名号，恰恰暴露了对于“后来”的创新乏力缺乏自信。一种需要靠不断向前追溯出生日期来证明自己“成年”的文明，恰恰说明它在心理上还未真正成熟。
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古老的起源，而是更清醒的当下。
《圆桌派》这期节目，照出我们时代某种尴尬的文化心理：一边享受着现代科技的一切便利，一边在话语中沉迷于对前现代的浪漫想象；一边在现实中奋起直追，一边在精神上不断向后下跪，试图从古老的尘埃里，刨出足以安慰今天失落的“第一”。
冯时的观点，许子东们的附和，窦文涛的迷醉，共同煲了一锅“文化怀旧浓汤”，味道鲜美，但营养可疑。
它用“八千年”的宏大数字暂时抚慰了某种焦虑，却回避了真正重要的问题：在最近的这百年、这十年，我们为人类文明贡献了哪些不可替代的思想、科技与制度创新？
冯时会告诉你：不重要，因为先秦是最牛掰的，什么都有了。
一场本应启迪思想的“圆桌”，最终沦为一场自我麻醉的“圆谎”，这才是最大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