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北京西城区一座朴素的办公楼里，走廊里回荡着轻微的脚步声。

一位30多岁的女子神情憔悴，手里紧握着一方手帕，在杨尚昆办公室门前停下了脚步。她就是张越霞，已故中共早期领导人秦邦宪的遗孀。

那个年代的北京，秋风萧瑟，梧桐叶黄。

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年多，百废待兴，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容易。

张越霞站在门前，深深吸了一口气，整理了一下衣襟，然后敲响了办公室的门。

“请进。”杨尚昆温和的声音从门内传来。

张越霞推开门，看到这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正在案前批阅文件。

杨尚昆抬起头，看到张越霞的那一刻，立刻放下了手中的笔，站了起来。

他注意到，这位故友的遗孀明显瘦了很多，原本丰满的脸颊变得消瘦，眼中还带着一丝疲惫和泪光。

“越霞同志，快请坐。”杨尚昆亲自为她搬来椅子，又倒了一杯热水递给她。

张越霞接过水杯，手微微有些颤抖。她没有客套，没有寒暄，直接开门见山地说出了那句让杨尚昆终生难忘的话。

这句话朴素而直接，却道出了一个革命家庭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的实际困难，也将决定6个孩子今后的人生道路。

【一】1946年4月8日的黑色星期一

时间回到1946年4月8日，这是一个被历史铭记的黑色日子。

山西省兴县黑茶山地区，海拔2000多米的高山上云雾缭绕，能见度极低。

下午1时许，一架编号为42-100963的美军C-47运输机在浓雾中迷失了方向。

机上载着从重庆返回延安的中共代表团成员。飞机原计划当天下午2时左右抵达延安，然后返回重庆。但恶劣的天气改变了一切。

下午1时50分左右，飞机撞上了黑茶山的山峰，瞬间起火燃烧，机上17人全部遇难。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四八”空难。

4月7日晚上，张越霞对儿子秦铁说：”明天你爸爸就回来了。”

当时，秦邦宪以中共代表身份在重庆参与修改《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工作，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回家了。

4月8日下午，张越霞带着年幼的秦铁来到延安机场。

机场上聚集了很多人，伟人、朱德、刘少奇、任弼时都来了，还有许多领导干部和群众。大家都在翘首等待着飞机的到来。

下午2点左右，大家听到天空中传来轰隆隆的发动机声音，所有人都兴奋地喊着：”来了！来了！”

但是在低沉的云层中，谁也看不见飞机的影子。那天天气很不好，下着小雨，云层很厚。

半个小时过去了，发动机的声音渐渐远去，最后完全消失。

人群中开始有人议论：”可能是因为天气不好，飞机降落不下来，也许飞到北平、西安去了，等天气好了再过来。”

但是张越霞心中隐隐有种不祥的预感。她紧紧抱着儿子秦铁，在机场等了很久很久，直到夕阳西下，也没有等到飞机降落。

4月9日凌晨，噩耗传来。美军联络组给杨尚昆打电话说，这架飞机没有回到西安，也没有回到重庆，失踪了。

杨尚昆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他立刻将这个消息向中央领导汇报。中央领导要求给各个解放区发电报，寻找飞机是否有迫降或失事的情况。

经过两天的搜寻，4月11日上午，黑茶山当地的民兵发现了飞机失事现场。

飞机已经完全烧毁，现场一片狼藉。

第二天，搜寻人员在现场捡到了一个椭圆形的印章，虽然已经被烧得一塌糊涂，但”中共重庆办事处证章”的字样还能辨认出来。

随后又发现了两个个人印章，一个刻着”秦邦宪”，另一个刻着”黄齐生”。

这样就确认了失事飞机正是载着中共代表团的那一架。

机上17人全部遇难，包括秦邦宪、王若飞、邓发、叶挺等中共重要领导人。

【二】一个39岁生命的突然终结

秦邦宪，字则民，化名博古，1907年6月24日出生于浙江杭州，原籍江苏无锡。

他的一生虽然只有39年，但却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秦邦宪出身书香门第，祖上世代读书。童年时期，他先后在秦氏公学、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附小读书。

1921年，14岁的秦邦宪考入苏州江苏省立第二工业学校纺织科。在这里，他开始接触进步思想，经常参加学校师生组织的爱国活动。

1925年9月，秦邦宪被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录取。

在上海大学，他经常聆听瞿秋白等革命家讲授马列主义，思想觉悟迅速提高。不久，他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

1926年11月，19岁的秦邦宪奉命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

在苏联，他取了一个俄文名字”博古诺夫”，后来简化为”博古”，这个名字伴随了他的后半生。

在莫斯科的几年学习时间里，他系统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也深受苏联革命实践的影响。

1930年5月，23岁的秦邦宪回到中国，开始在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工作，负责编辑《劳工报》和《工人小报》等刊物。

1931年，年仅24岁的他被推举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成为当时中共最高领导人。

遵义会议后，秦邦宪失去了中共最高领导职务，但他没有消沉，而是在新的岗位上继续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秦邦宪与周恩来等人赶赴西安，参与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和平解决。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秦邦宪的才华得到了充分发挥。

1938年1月11日，他在武汉创办了《新华日报》，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张向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

1939年8月27日至1940年5月31日，因周恩来赴苏联治疗，秦邦宪代理南方局书记职务。

1941年3月，秦邦宪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社长，同时兼任新华社社长、中央出版局局长。

在他的领导下，《解放日报》成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阵地，新华社也逐步发展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通讯社。

秦邦宪不仅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一位出色的理论家和翻译家。他精通俄语，翻译了大量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苏联文学作品，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6年，国共两党就和平建国问题进行谈判。

秦邦宪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并担任宪草小组委员会中共委员，参与《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修改工作。

正是在执行这一任务的过程中，他遭遇了飞机失事。

【三】张越霞的悲痛与坚强选择

张越霞听到秦邦宪遇难的消息时，整个人几乎崩溃了。她怎么也不敢相信，昨天还在期待丈夫归来，今天却要面对生死离别。

4月15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党校大礼堂举行干部大会，悼念”四八”遇难烈士。

伟人、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康生、彭德怀、林伯渠、贺龙等15人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

张越霞作为烈士遗属，强忍悲痛参加了这次悼念活动。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张越霞面临着人生中最艰难的选择。她当时只有30多岁，正值人生的黄金年华。

1927年她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曾经担任过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兼妇女部长，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女性。

很多人劝她重新开始生活，毕竟她还年轻，完全可以重新组建家庭。

但是每当有人提起这个话题时，张越霞总是反问一句话：”博古的孩子怎么办？”

这六个字，道出了张越霞内心的坚持和责任感。

秦邦宪一共有6个子女，3男3女。他们有些是秦邦宪与第一任妻子刘群先的孩子，有些是秦邦宪与张越霞的孩子。

刘群先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无锡人，早期在庆丰纺织厂和申新三厂做工，后来从事工人运动。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底赴苏联学习，1928年5月与秦邦宪结婚。

长征时期，她担任妇女队队长，表现英勇。1939年，刘群先因为身体原因赴苏联治疗，1940年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牺牲。

刘群先牺牲后，她留下的几个孩子实际上就成了张越霞的责任。现在秦邦宪又不幸遇难，这6个孩子完全成了张越霞一个人的负担。

长子秦钢出生后不久就被送回无锡奶奶家抚养，后来跟着叔叔秦邦礼辗转广州、香港等地，生活颠沛流离。

大女儿秦摩亚1933年5月出生在上海，俄语意思是”五月”。

她刚出生不久，刘群先就将她寄养在上海的姐姐家里，自己前往中央苏区参加革命工作。

姨妈家的条件很差，原本就有7个小孩，加上秦摩亚，8个孩子挤住在只有三四平方米的阴暗小屋里。生活极其困难。

秦摩亚高小毕业后就失学了，为了补贴家用，她去日本人开的工厂做童工，给别人洗衣服。

13岁时，一个重庆商人欺骗她说可以带她去重庆找妈妈，她瞒着姨妈跟着这个人去了重庆，结果成了商人家的小佣人，过着非常悲惨的生活。

次子也叫秦钢，家人叫他小秦钢，1937年夏天在延安附近的崔村出生。

有趣的是，当时秦邦宪正在忙于工作，小秦钢上学前请父亲给他取个学名，秦邦宪想也没想，拿起笔就写了个”秦钢”，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大儿子也叫这个名字。

秦新华是博古与刘群先的女儿，1938年《新华日报》在武汉出版时出生，秦邦宪为了纪念《新华日报》的创办，给女儿取名”新华”。

1940年6月30日，刘群先在莫斯科生下最后一个女儿，取名吉玛，这是俄语”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缩写。不久后，刘群先就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牺牲了。

最小的儿子秦铁是张越霞所生，当时还是个幼儿，完全需要母亲的照顾。

面对这样复杂的家庭状况，张越霞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她要把这6个孩子都当作自己的亲生孩子来抚养，让他们都能健康成长，接受良好的教育，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四】新中国成立后的团聚与新挑战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于张越霞来说，这不仅意味着国家的新生，也意味着她可以正式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把秦邦宪散落在各地的孩子们都找回来，让他们在北京团聚。

新中国成立后，张越霞正式向组织提出申请：要找回秦邦宪的所有孩子。

这个请求得到了组织的大力支持。

1950年，中组部专门派人将大女儿秦摩亚从重庆接回北京。

当时的秦摩亚已经17岁了，经历了太多的苦难，性格变得比较内向和敏感。

长子秦钢的回归过程更加曲折。他跟着叔叔秦邦礼在香港生活了多年，1949年后才回到北京。

重新见到这个大儿子时，张越霞心情复杂，既高兴又心疼。孩子长期在外漂泊，身体比较虚弱，性格也比较孤僻。

三女儿吉玛的情况最特殊。她从1940年出生就一直生活在苏联，在国际儿童院长大，直到1950年才回到中国。

这个孩子几乎不会说中文，生活习惯完全是苏联式的，需要很长时间来适应中国的生活环境。

1950年底，6个孩子终于在北京完全团聚了。

张越霞看着这些孩子，心中既有欣慰，也有深深的担忧。

这些孩子年龄不一，最大的已经十几岁，最小的才几岁，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生活经历，要把他们融合成一个和谐的家庭，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更现实的问题是生活费用。6个孩子，正是长身体的年纪，每天的吃喝拉撒都需要花钱。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实行供给制，基本生活还能得到保障。但是到了50年代初，国家开始实行工资定级制，一切都要用现金来解决。

张越霞当时担任北京市西城区区委书记，在那个年代算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职务了。

但是她的工资水平毕竟有限，要独自承担6个孩子的全部生活费用，压力确实很大。

她详细计算过家庭的收支状况。

孩子们不仅要吃饭穿衣，还要上学。学费、书本费、文具费，还有交通费、医疗费等等，各种开销加起来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特别是孩子们正在长身体，营养必须跟上，不能让他们因为经济困难而影响健康成长。

有时候看着孩子们瘦弱的身体，张越霞心里特别难受。她是一个非常要强的女人，从来不愿意向别人低头，但是面对6个孩子的生活问题，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经过反复的思考和权衡，张越霞想起了杨尚昆。

杨尚昆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是党内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更重要的是，他与秦邦宪有着深厚的革命友谊和工作关系。

在延安时期，杨尚昆先后担任过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等重要职务。

1945年，他被任命为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后来又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

他与秦邦宪在工作中有过密切的合作，两人相互了解，相互尊重。

张越霞知道，如果有人能够理解她的困难，能够帮助她解决问题，那一定是杨尚昆。

她也知道，作为一个有原则的老革命，杨尚昆不会因为私人关系而徇私情，但是烈士后代的困难，确实是应该得到组织关怀的正当问题。

经过几天的犹豫和思想斗争，张越霞终于下定决心。

她要去找杨尚昆，向他说明自己的困难，请求组织的帮助。

这对于一个要强的女人来说，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那个秋天的下午，张越霞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杨尚昆的办公室。

杨尚昆看到张越霞走进办公室时，立刻站了起来。

他注意到这位故友的遗孀明显瘦了很多，原本丰满的脸颊变得消瘦，眼中带着疲惫和忧虑。

作为秦邦宪的老战友，杨尚昆对这个家庭的困难处境其实早有耳闻，但是看到张越霞亲自登门，还是让他感到心情沉重。

“越霞同志，快请坐。”杨尚昆亲自为她搬来椅子，又亲手倒了一杯热水递给她。

张越霞接过水杯，但是并没有喝，而是将杯子放在桌上，双手紧握在一起。

她的手微微有些颤抖，显然内心很不平静。杨尚昆看出了她的紧张和犹豫，温和地说：”有什么困难就直接说，大家都是老同志了，不用客气。”

张越霞深深吸了一口气，抬起头看着杨尚昆，没有任何铺垫和客套，直接开门见山地说出了那句让杨尚昆永远难忘的话：”你们光管活人，死人你们管不管？”

这句话说得很直接，很朴素，但分量却如千钧重石。

张越霞用最简单的语言，道出了自己作为烈士遗孀面临的实际困难。

她没有说什么冠冕堂皇的大道理，也没有过多地诉苦抱怨，只是用最朴实的话语表达了自己的困境和期望。

杨尚昆听了这句话，神情立刻变得严肃起来。

他看着眼前这位为了6个孩子而奔波操劳的女人，看着她眼中的泪光和坚强，内心深受触动。

作为秦邦宪的老战友，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他深深理解这句话背后的分量和意义。

杨尚昆沉思了片刻，脸上的表情逐渐变得坚定起来，他即将作出一个重要的决定，这个决定将彻底改变张越霞一家人的生活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