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集来自于学术圈，来自复旦大学政治学者沈逸的论断，其文章题为《“斩杀线”就是美国的一部分，它的另一个名字叫“资本主义”》。他的雄文金句如下：
“斩杀线”的内生逻辑是反周期的——当你出现了一次财政状况被击穿的现象后，你周边那套机制立刻被触发；而这套机制设计的时候，它的目的是把资本可能的损失降到最低——它不是去挽救这个人，在这个人身上再去投一笔钱试图把他拉回来，而是以最大的速度把他身上还能够抢救的资本及时止损、全部剥离。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美国的制度就是把人当成了资本的电池。但当这个电池出现瑕疵的时候，社会就会快速地把这些出现问题的坏电池直接扔垃圾堆里。
“斩杀线”这个游戏用语相当暴力和直接。按照这个逻辑，在美国，一个中产阶级不能出现任何一点家庭经济上的风吹草动，如若不然，就得睡大街。具体的数字就是年收入14万美元。
说真的，这个数字有点吓到我。我认识很多年收入超过14万美元的美国人，但是认识更多年收入不到14万美元的美国人，恐怕一大半的美国华人，都到不了14万美元，我也没见过他们中有多少人露宿街头。
按照美国权威的皮尤调查中心的数据，2023年美国家庭年收入中位数是8.06万美元。2025年的最新数据是全美100个城市的中产阶级标准是5万到15万美元（穷州和富州差别很大）。按照这个数据，全美中产阶级中80%以上应该都生活在“斩杀线”以下，怎么才那么点流浪汉？
皮尤的数据是51%美国家庭是中产阶级，1.3亿个家庭中有6630万个中产阶级家庭，10%碰到点事总是有的吧，也就是起码660万个家庭遭遇“斩杀”。
美国的城市里还容得下流浪汉吗？
02
先用数字排一排吧。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2023年美国家庭实际收入中位数是80610美元，比2022年（77540美元）增长4%。
美联储2022年的调查报告说，全美家庭平均净资产约为106万美元。当然，这里面包括了太多的巨富。所以，如果按家庭净资产的中位数计算的话，约为19.3万美元，比2019年增长了37%。
就这，离“斩杀线”得有多远？
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成本支出项全球大致相似：住房、医疗、教育和交通。按照多个数据的统计，中产阶级家庭的刚性支出大规模攀升，以上比例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1/3占比增加到了一半。那么另一半呢？就是非刚性支出，旅游、文化产品消费、奢侈品等等。
进入“斩杀线”一个最恐怖的事情，当然就是失业。因为失业也就意味着失去收入，以上的所有计算全都得另做打算。目前并没有明确针对中产阶级的失业率统计，2025年11月全美的失业率为4.6%，虽然有所上升，但基本上也是处在数十年来最好的状况之一。
那么，在美国万一不幸失业了，是不是真的就完蛋了？
首先，一个人失业之后可以申领州失业救济金，每个州金额不同，也会有最高限制。最长可领取的时间达到26周。根据统计，美国平均的失业时间为11周。也就是说，就算失业了，也不会被立刻“斩杀”，有半年的时间可以领取救济金。
失业期间，医疗教育房屋怎么办？滑出中产阶级行列，就可以申请医疗援助，有专门的医疗保险提供给低收入人群。美国从联邦到州到社区，都有学生贷款和补助，贫困学生减免学费的概率非常高。
房屋的确是个大问题，断供就意味着失去房子。但是依然有缓冲的可能性，可以申请延期还款，还有紧急救助。但这些会损害信用分。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在26周内找到工作。这又和失业率紧密相关：如果你掉进了4.6%中并且半年之内还跳不出来，那你肯定就被“斩杀”了。
既然“斩杀”被说得那么恐怖，最有力的数据，应该就是到底有多少人被“斩杀”了？2024年皮尤的数据：在最近50年中，低收入美国人比例从27%上升到了30%；而高收入美国人从11%上升到了19%。
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其中一部分中产确实返贫了；但是也有一部分中产变成了富裕家庭，不仅没有被“斩杀”，而且阶层跃迁了。
这才是美国中产“斩杀线”的真相。 黑色幽默了。
03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谈迈克尔·格林博文的真正涵义和漏洞。
格林从来没有说过“斩杀线”这件事。他的原初意思是通过对新泽西家庭的计算，披露一个问题：当前美国的福利制度或者对穷人的定义，是1963年所制定的，已经完全不符合福利制度的现实。
他的说法是，因为划定了一个食品支出费用乘以3作为贫困线的制定标准，所以按照这个标准，美国政府给予穷人的补助包括了税收减免、医疗保险补助、食品券、住房补助等等福利，所以一个年收入2万-3万美元的家庭，实际可支配的资金达到了6万-7万美元。而一个中产阶层家庭如果年收入在7万-8万美元的话，因为完全依靠自我的收入来支撑，家庭支出就有可能会达到14万美元的数字。
他在说什么？美国从联邦到州的各级政府，都在“奖懒罚勤”。他不是在告诉你有个中产阶级“斩杀线“，而是中产阶级付出了自己所有的努力，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社会保障，而低收入人群则悄然地吞噬了所有的社会福利资金。
这是什么？是美国社会分配制度的大溃败。
当然，他的理论漏洞一大堆。例如用全美第二富有州的计算，替代全美中产阶级。
《金融时报》的分析说，美国中产阶级对格林的文章都感同身受，然后说：“也许他的数学错了，但他懂我们的痛。”
数学错在哪里？因为在格林的计算中，并没有看到的问题是，在中产阶级的支出中，硬件的支出大幅度下降，而软件支出却在大幅度提升。在食品、家用电器、汽车、数码产品的价格全都腰斩甚至有余，但是在服务类，包括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上，大幅度提升。
更加明确地说，在生存性的支出上下降了，在上升性的支出上提高了。为什么美国中产阶级都纷纷体感到“斩杀线“的寒意？是因为他们要保持体面、幸福的生活越来越艰难。
这就是经济学上的“鲍莫尔成本病”（Baumol’s disease）。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提出：依靠机器和技术的制造业，效率越高，成本越低，价格越低；依靠人力的服务业，效率无法提升，成本越来越高，于是价格越来越高。
但是从社会总体上说，中产阶级用自己体面生活多支出的成本，提升了整个社会大部分人的收入。
格林的提问并不是中产阶级生存危机，而是整个社会的效率与公平。如果社会经济制度无法保障中产阶级能够削减生活成本的话，那么两极分化就会越来越严重。
04
美国现在有77万流浪汉，占全美人口的0.2%。中产阶级人口占比51%（另有说法是53%和60%）。如果真有“斩杀线”的存在，那么人数恐怕数十倍上百倍。
美国的流浪汉为什么这么显眼？因为他们总是聚集在中心城市，更准确地说，是有公共交通的中心城市。在美国这个“汽车社会”（Automobile Society）中，离开中心城市，是没有发达公共交通系统的，吃饭行动都会成为巨大的问题。因此，洛杉矶、纽约、芝加哥就成为了流浪汉重灾区。
流浪汉的成因多种。因为信用破产沦落其中的中产阶级自然大有人在。但是精神疾病、吸毒、底层人士和生活方式驱动的，也都有相当的比例。如果看过赵婷导演的《无依之地》（又译《游牧人生》），再去理解流浪汉的话，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和看法。
美国从来不是什么人间天堂，底层阶级生活的残酷物语，有色人种跃迁的困难，以及社会福利制度和医疗制度的弊病，从来都是政治斗争中的焦点。
2003年，普利策奖获奖图书《随意家庭》（Random Family）揭示一个残酷事实，在黑人社区中，由于穷困人口无法获得教育机会，年轻一代随意组成家庭，因此导致经济状况进一步下滑，从而使整个贫困黑人社区陷入了贫困的死循环。
而当前的美国副总统万斯2016年的畅销书《乡下人的悲歌》（同名改编电影2020年由朗·霍华德执导）揭示了另一个残酷事实，随着全球化的制造业外移，原本可谓中产阶级的美国产业工人大规模下坠，成为了穷困阶级。
在一个庞大社会之中，即便如同美国这样的世界发达国家，其社会制度都存在着巨大的漏洞和暗影，在医疗、教育、族群平等和贫富分化问题上，都有着巨大的漏洞。
没有一个国家是完美的，没有一种制度是完美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对穷人的残酷，以及社会福利制度公平性的缺失，这是世界性问题。
美国中产阶级的困境是显见的。由于全美房屋的极度缺乏，住房短缺愈见紧张。通货膨胀的上升使所有中产阶级都面临着所谓的可负担性（Affordability）压力。
美国中产阶级，尤其是白人中产阶级，把问题归咎于全球化，归咎于制造业外移，归咎于非法移民，这是特朗普胜选的背景。
但是，幸灾乐祸地讨论美国中产“斩杀线”，不过是“资本主义末日论”的又一次颅内高潮。在全球地缘竞争态势愈演愈烈之际，在世界范围内，中产生活都岌岌可危。竞争、战争、关税、贸易冲突，都在消耗中产阶层愈来愈难以获得和维持的资源。这并不是一件可以幸灾乐祸的事情。
看见别人的痛，想着自己的难，以此同理心，才能找出共同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美国中产阶级“斩杀线”虽不是事实，但有可能成为事实，因为无节制的对抗会推导出那个结局。全球化需要重置，就要了解美国中产阶级的困境。以同理之心寻找与美国相处与贸易之路，才是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