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叶老师好：
写这篇长长的信，是想向叶老师忏悔我的前半生。才24岁的我把人生弄得一团糟，只有单调的黑白灰，没有彩色。
我是19年参加的高考。原本高三的备考过程还算顺利，正常发挥上一个尚可的211完全没有问题。然而在高考前一个多月，我的身体出现问题。大概在五月上旬开始，我在图书馆自习时突然感觉浑身乏力，回到家后一量体温，超过39度，而且持续高烧超过一周时间，只能在医院挂吊瓶吃药。好不容退烧后又开始低烧，直到考前两三天身体才恢复。
除此之外，由于我的老家福建16年加入全国1卷，极低的分数线引来不少外地的高考移民，直接挤占了珍贵的录取名额。因为有多重不利因素，我的高考自然未达预期。在那个苦涩的夏天，我收到了最讨厌的福师大的录取通知书，而第二天就是我的18岁生日。
“双非”这两个字成了我人生的梦魇之一。在当代互联网上，像我这样的双非学生，就业上已经被判处无期徒刑，我不能有一份好的工作，只配被招聘者歧视。这公平吗？
然而这个社会根本不在乎，只是平等地冷漠地碾压所有普通人。这几乎彻底毁了我想逃离福建老家的希望。高中时的我喜欢地理，想通过借助高考这个契机，逃离福州、厦门这两个无聊的地方，去北上广深杭苏这样的大城市看看。
大一的年底武汉开始出现不明原因肺炎，大一下的四月，我正在家里上网课，突然接到老妈的电话。“儿子你这几天课还多吗？有事情”。“咋了妈？”
“你外婆走了。”
仅仅五个字，却如五雷轰顶，把我砸得呆若木鸡。电话挂断后，我愣神了几分钟，而后抱头痛哭。我知道外婆因为患有糖尿病心脏不好，但我真觉得在去医院例行检查的路上突发心脏病，实在是地狱笑话。火化前我看着平躺的84岁外婆什么话也说不出，只是不停地流泪。
外婆手巧，和外公一起把四个女儿拉扯大，尤其是包饺子和馄饨，一个饺子里面足足含有将近一两的肉，比外面卖的大得多。小时候去外婆家，外婆常给我煮一大碗的饺子，端到桌上笑呵呵地看着我吃。她一只眼睛因为糖尿病几乎失明，可并不妨碍她做出一手好菜，尤其是在春节。全家人瞒着外公，说外婆只是回老家了，会回来的。3月老家疫情刚刚放开，我当时没有立刻和父母去看外婆，没想到，那就是永别。
22年的3月，因为疫情封校，我上网课时接到了我爹的电话。一上来就是：“儿子，你奶奶昨晚上离开我们了。方便离校一趟吗？”
我只能捂着嘴不让自己发出太大的哭声。爷爷奶奶都是穷人，能把三个儿子带大实属不易。她最拿手的是花生酱，说是花生酱，毋宁说更像是一种小菜，里面有花生、豆瓣酱、榨菜、香干等材料，咸鲜口，特别适合下稀饭。小时候一开始我还不太习惯、觉得太咸，后来也便慢慢接受了。22年2月份的时候奶奶还拿了一大罐到家里，我和父亲只能靠这罐花生酱追忆她。
大三下开始，我对“逃出去”有了一种执念。由于法学专业留学高昂的学费和生活费（一年大几十万人民币保底），我不想因为我自私的升学理想给家里造成过大的经济负担。于是大三暑假开始疯狂备考，同时准备法考和考研，目标是华东政法。可能我在应试上真的没有什么好运气，考试前一天感染新冠。
刚刚康复的第二天凌晨，被家里开门关门声惊醒。朦胧中只看到家门口被打开，父母匆忙的穿鞋声传来、门又被关上。又过了几天，我得到了那个最不想听到的消息。
我的外公在91岁时驾鹤西去，离开了这人世间。
对外公，我的感情或许是最深的。上小学的时候，由于父母工作忙，放学的接送没少让外公帮忙，当时他已经七十几岁，背我的书包一点压力都没有，听母亲说外公到七十岁时还能单独拎起桶装水上下楼。
他的人生经历堪称传奇，在49年解放军打到福州时参了军，后又成为了人民海军的一员，母亲和姨妈们幼时能过上大部分时候不饿肚子的日子，相当一部分是因为外公。他脾气比较倔，不是很能听劝，我上初三的时候他突然中风发作，一开始还倔着不去医院，是我一把将他从床上背起来，扛着他走了五层楼梯（那个小区没电梯），和姨夫强行把他送到了医院。
中风后他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愈发下降，到21年只能卧床，全靠我一个姨妈每日照顾。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确诊了阿尔兹海默症，开始忘记他和外婆之间的经历、忘记家人的名字。
为了不让他忘记我是他外孙，我有空没少往外公家去看他，对他喊一句“来看你了”。现在再也喊不出来了。他去陪外婆了。这次我哭不出声，任凭眼泪流。他去世下个月，考研初试出成绩，不出意外地落榜。
为了不让自己大学四年一无所成，我突击一个多月，终于在23年上半年通过了22年的法考。在毕业旅行后，23年六月我开始考研二战，考试结束没两天，父亲找到我：“儿子，能不能跟我去一趟养老院看一下你爷爷？”“可以，但是发生什么事了？”“他这两天不太好。”
到了养老院，爷爷躺在床上，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天花板，几乎不说话。“怎么了他？”父亲叹了口气。“他应该是大限到了。突然就不怎么吃饭，也不和人说话了。我们做好准备吧，我已经去找做事的人了”。在我看爷爷后的第九天，养老院电话打了过来。“您家老爷子过世了……”
在24年春节前半个多月，我送走了93岁的爷爷、我最后的一位长辈。在爷爷的葬礼上，我没有哭，没有掉一粒泪。不是我不爱爷爷，而是我真的已经麻木了。
我不明白老天爷要这么对我，为什么我的人生这么曲折，还要一个一个失去最爱我的人。我真的羡慕甚至是嫉妒那些在春节时更新社交媒体的人，他们有三世同堂甚至四世同堂、其乐融融的全员大家庭，而我只能面对一排的黑色相框发呆。
在尚未接受过完整死亡教育的情况下，连续四次经历亲人的去世，贪生怕死的本性让我无法坦然。亲人的去世不是一场大雨，而是终生的潮湿，你的一部分被永远带走了。
24年的春天，运气又一次不在我身边：赶上报考的专业分数线暴涨将近三十分，原本稳稳过线的我最后只好选择调剂，去了上海某高校的非全日制法硕。从此，“非全”成了我又一个梦魇。
水、水，到底哪来这么多该死的歧视？长期的高压备考本就令我身心俱疲，同时从小以来的优绩主义荼毒、亲人离世，彻底压垮了我，在21年年初和24年下半年两度确诊轻度抑郁和焦虑。
就算这样我还是不死心，在25年2月底拿到律师证后，来到上海求职。结果投简历的时候被当头一棒，上海当地的律所都基本要求执业后有至少两三年的工作经验，我又不能去投实习岗，非常的尴尬。
面试的时候吃了不少苦头。面试的一家律所A，它推出了一个“优秀青年”+“中年转行”律师专项招聘培养计划，我参加了一组十人群面，面试官是律所A的主任兼创始人，问到我实习一年期间有没有招揽到一个案源或客户，我回答“几乎没有。”A所主任就说“你实习一年时间，没有积累到一个客户或案源，同学你这样不行啊。”同时觉得我独立意识弱，没有马上独立的决心，面试自然告吹。
还有家律所B，是我的表姐介绍，她一个同学在D做合伙人。面试的前一天晚上我表姐安慰我不要紧张，人家已经看过你的简历觉得你OK。结果第二天面试我时这个合伙人直接对我说：“你这个简历很平庸啊，在上海这里没有什么竞争力，为什么要做律师啊，这么想不开吗？我服务的客户都是央企国企，对律师素质要求很高的。我去华政或者985里面抓一个全日制的实习生过来实习一年培养，不比招你一个刚拿证的律助成本低多了？”最后又是不欢而散。
一个多月面试，屡屡碰壁的我最后在某位贵人的帮助下去了一个团队试用，没想到这又是我噩梦的开始。报道的第一天团队长甲就丢给我一个私募基金案件材料，叫我自己去研究这个案件。从未接触过相关领域的我只好问了团队里一个同事，他看完之后突然和我说：不要让甲知道我教过你这个案件。
甲还让我听一个执行相关网课，十几章课程听得我云里雾里、不知所云。有时候拉我上去团队开会会见当事人，都是他们之前接的高难度案件，也没有案件材料，我对案件完全一无所知、完全跟不上。
我逐渐处于一种浑浑噩噩、无所适从的状态，精神压力越来越大、无法缓解，每天都感到头胀疼、神经紧绷。没有做过一个案件、审查过一个合同、写过一个文书、没被拉到团队群，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到五一节前的一天，当甲在团队开会时忽然和我说，“团队这边有一个标的额大几百万的执行案件，你来做这个案子吧”时，我这段时间不堪重负的神经在那一刻彻底崩溃，我冲进了卫生间。
后来甲多次把我叫进办公室谈话，软的硬的都说了，什么“工作就要开开心心的、不要有压力”、“你能来我这里都是因为看在XXX的面子跟关系上，本来你目前能力是达不到这边的要求的，不少985、留洋的应聘者排队等着进来”、“你在律所吃早餐很放肆啊你？一点规矩都没有，你违规了知不知道？”等，还想送我东西，直接被我拒绝。试用期满后，我头也不回地离开。
经历长达数月的失败后只好放弃，在6月回到福建老家重新求职，又折腾一个多月才在家人的帮助下在现在的律所落脚。
大部分我自己求职的律所一听说我周末要上课，直接拒绝或是已读不回。我的人生彻底陷入了最低点。我认命了，不想什么逃离老家。在大环境的寒冬里，先活着吧。活着比什么都强。
话说回来，我一直觉得曾经的成长环境也是导致我现在扭曲心态的部分原因。我所在的小学和初中是当地知名公立学校、高中是全市第三重点高中，我未成年时的成长环境里有着不少世俗意义上高净值乃至精英阶层人士的子女。家境/学历/身材/性格/外貌/兴趣爱好，几乎方面无可挑剔。
国内读研中有四五个清北复交、二三十个985；留洋的更是如繁星闪烁，香港三大、新加坡双子、英国G5、美国藤校，不一而足，其中最优秀的（或者家里最有钱的）甚至已经在纽约、巴黎、香港、新加坡、悉尼这样的国际大都市找到工作，留在香港的准备待满7年、拿到我这辈子不可能有的香港身份和蓝色的香港特区护照。INS和朋友圈都是如此的光彩耀人、遥不可及，去过的国家和场合我都没经历过。
他（她）们耀眼的光芒和散发的自信让深陷低谷的我遍体鳞伤，被自卑的毒液浸透。有了法考证、研究生、律师证又如何？还不是一个求职屡屡碰壁的落魄家伙？
我的本科同学说其实你很厉害了、要自信起来，可是我发现对目前的我来说真的很难做到，我找不到自信的能量来源。一无所有却自信满满，在我看来就是自大。
为了尝试治愈自己、反抗同龄人压力和优绩主义，我只能发扬“鸵鸟精神”，选择把部分社交媒体App设置使用时间限制、微信不看某些人的内容。亚里士多德“选择做一个清醒又痛苦的人，还是愚蠢而快乐的猪”的提问，成为了我要回答的问题。
我的父母曾经问过我，会不会觉得自己的父母没别人有本事？我不想责怪他们，因为我很清楚，他们已经在他们的能力范围内做到了一切能做的，公务员的他们选择的是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然而这样的身份注定了我的家庭不可能像我的同学一样非富即贵。我有时在想，如果我未成年升学时没在那么好的学校，我会不会没这么自卑、心态更加开放？高考时没出意外去了理想院校，我的心态会不会不像现在这样这么偏激？在一个自己有兴趣的城市探索四年，谈一场校园恋爱、经历有意思的活动、遇到有意思的人，升学时也不会那么地孤注一掷。
